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的一篇博文《我考研分数第一，我却落了榜》，连日来在网上引起了网民的热烈讨论。据《信息时报》4月18日报道，王全杰的学生郭某在刚结束的考研中以392的高分名列本专业榜首，没想到最终在试后被刷了下来。王代表怒斥“考试面试制度”：两小时的主观面试凭什么判断遥居第一名的人属高分低能者？网络上也出现了“其中必有黑幕”的讨伐之声。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香港或国外，肯定会被国人当作“素质考核佳话”来传颂，并以此作为教训中国教育的材料。去年，内地几个高考状元面试港校时被刷下来，不就激起内地舆论一片仰慕的尖叫！可这事发生在内地就不行了，考分第一却落了榜，这还得了，立即会成为人人喊打的“公平丑闻”，多数公众也一定会用“有病推定”的眼光来这样的新闻。两种矛盾的态度表明：人们渴望改革和制度创新，可在社会基础秩序的缺失下，国人对任何革新总有一种“担心被黑”的制度性焦虑。

　　从素质考核的标准看，考分第一并不意味着素质第一，是完全可能落榜的。导师得招有研究能力的学生，完全可以在面试中刷掉自己认为高分低能的学生，面试招生是中国当下高考和研考招生的改革方向。可是，由于社会在公平性、透明度、法治化、规范性、诚信度等基础秩序上非常差，各种领域的权力未得到有效的约束，一项初衷再好、设计再缜密的制度，在这种基础秩序中运行时，都会在找关系、递条子、塞票子中发生扭曲和变异。“考分第一却落榜”事件中，人们其实并不排斥面试招生，而是对其后的基础秩序非常不放心。

　　正源于这种制度性焦虑，公众即使对高考的应试弊端非常痛恨，可一旦有人想革全国统一高考模式的命时，就会遭到公众强烈的反对，“宁可损失几个钱锺书也要高考公平”的观念根深蒂固。正源于这种制度性焦虑，公众容忍了政府许多“一刀切”的公共政策，因为越复杂的政策留下的漏洞越多，而越简单、越一刀切式的政策可钻的漏洞越小。

　　制度性焦虑还造成了国人在腐败问题上的人格分裂：一方面极端讨厌腐败、反感走后门，可另一方面，当自己参与某种利益分配时，又不得不托关系走后门送点礼——不送的话会觉得非常不安和焦虑，觉得“人家都送自己不送”当然会处于劣势。不是有医生以此论证收红包的合法性嘛，不收的话病人会非常不安；不是有贪官以此为受贿辩护嘛，拒绝的话会让送礼者很害怕——这不是狡辩，而是制度性焦虑中扭曲的社会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