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大专毕业证并顺利考上中山大学研究生，在取得学位参加工作数年后，陈立（化名）忽然被母校撤销了学位，原因是当年考研学历造假的行为被学校发现。虽然承认自己实有“作假”行为，但陈立却觉得事情过了12年，学校已无权处罚，遂一纸诉状将母校告上了法庭。（《信息时报》5月16日）

从表上，这起官司是程序义与实质正义之争——伪造大专毕业证只是获得学位的前期程序，并非获得学位的核心条件，是否因此而撤销学位，取决对程序正义的坚持，还是对实质正义的靠近。当“作假”行为曝光时，学校与学生站在各自的利益上，选择了不同的判断标准，争议和纠纷自然也就在所难免。

而在旁观者看来，这两种意见，都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因此，单纯地讨论学校的处罚是否合适，恐怕难以形成共识。当面对这样一起因报考程序而引起的官司时，与其花大力气去厘清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轻重问题，倒不如去探讨现有的研究生报考程序是否合理，更具现实意义。事实上，陈立造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对报考程序其价值取向的不遵守和不认同。

我们知道，研究生报名考试并非面向所有人，直到现在，其在学历方面的要求都没有放开。具体说，其要求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可以凭本科毕业证报考，大专毕业生则必须在毕业一年半后才能报考，并且要有本科的学习经历和论文发表。各个学校稍有不同，但条件大致如此，甚至更为苛刻。这个学历上的高门槛无疑把许多有心无“历”者拒绝在了门外。

而这样的高门槛并不是合理和必要的。首先，其合理性不充分。考生以前的学历只是学习经历的一个证明，不一定就是真实能力的体现。在未进行统一的、科学的考核之前，谁也不能说本科生就一定比专科生更有研究能力。既然如此，专科生以及其低学历的考生为何要承担更多的时间成本？这种以学历取人的倾向是否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原则？

而且，其必要性也不存在。允许专科生和更多学历者报考，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浑水摸鱼，造成整体研究能力的下降。因为，在入学时，有严格的入学考试在筛选他们；在入学后，有科学的考核标准在评价他们。如果那些专科生和其他低学历者确实火候未到，那么这些报名后的考试和考评自然会将他们淘汰出来，学校没有必要对考生在考前作出认定和区分。否则，就难免造成“误伤”，也让人感觉学校对自己培养方式的不自信。

尽管，整体上说，高学历通常意味高能力，但这只是整体而言，是在理论上成立的。具体到现实中的每个考生，他们的能力除了与其学历有关，还与其学习的刻苦和自身的悟性有关。所以，无论是从教育的公平性，还是选拔的科学性来看，降低研究生报名的学历门槛，都有其现实的必要性。选拔的低门槛和考核的严要求，才是保证研究生质量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