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从中西，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在社会导向上都存在“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短视”倾向。周教授所推崇的“为科学而科学与为艺术而艺术”，并不完全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更不是西方科技领先的妙方。

　　天才之所以天才，大师之所以大师，是因为有其特殊的过人之处；我们不能奢望每个人都成为天才和大师，因为社会的分工不允许。一个人人都是爱因斯坦或人人都自认为是爱因斯坦的国家，不仅达不到科技领先全球的预期目标，甚至连常的社会发展都会成为大问题。从社会运行的效率来，“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短见”可能比“为科学而科学与为艺术而艺术”的“高见”更为高效。虽然我们鼓励人人都有创造性并不断产生灵感，但创造性人才毕竟是少数，社会更多需要的是运用大师灵感和发明的人才。

　　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大师”在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难以培养出“大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难道是由于社会舆论导向的倾斜使得人们的逐利性凸显，基础科学难以吸引优秀人才？是由于研究生收费使得本来愿意坐冷板凳的优秀学子放弃自己的学术志趣？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即使是在科技最发达、经济总量最高的美国，全社会追逐的目标永远是利益，这种与生俱来的逐利性或许正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君不见，法学院、商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永远都是最大的热门，真正到美国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大部分反倒是外籍人士———然而，这个如此“世俗”、“追求热门”的美国，却诞生了世界上最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一个“逐利性”如此强烈的社会依然“大师”不绝、“大家”不断？或许这可以成为我们借鉴的经验。

　　“大师”与“大家”都有着不同于寻常人的智识，但使其有所成就的，是人生发展和学术研究的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试想，接受了十多年填鸭式的“应试教育”，大学期间英语考级比专业学习更重要，读研期间给导师老板“打工”的时间比呆在图书馆的时间长得多———这样一条路子培养出来的人才，即使是天生的爱因斯坦，也会“泯然众人矣”！如果说“大师”的后天养成比先天智力更为重要，那么学术界无休止的内耗、屡禁不止的学术腐败、僵化单一的科研评价机制、为人诟病的学术近亲繁殖，也会窒息一个优秀学术苗子的成长空间。

　　普林斯顿并没有因为疯癫的纳什几十年没发表过一篇论文和主持过一项科研成果而解聘其教职，当下的中国学术界拥有这样的宽容？———我们欠缺的是实实在在的制度环境！一种让天才可以充分发挥想像力与创造力，让普通人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成为天才的制度环境。在没有这种制度环境的时候，把责任都推给社会舆论对热门专业的推崇和导向，推给“研究生收费”这一不可逆转的市场化趋势，无疑是不合时宜的，更无益于学术环境的净化和改善。